第四十七章天才的宿命
当然,在温谅介入之前,卫栖文身处风暴中心,左支右绌,穷于应付无处不在的明枪暗箭,未必没想过有困难找领导的箴言。可问题在于,找领导做挡箭牌也要看时机和形势,如果恰好上面也在犹豫不决,翘首观望事态的走向和发展,你仅仅为了自己一时脱身,却硬是把领导给拖下了水,那后果,真还不如死顶在前面,至少还能赚一个同情分。
更大的问题是,国务院也不可能主动对苏海的量化改革进行调查。要知道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观察风色,尤其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,一旦派出调查组,会给各地政fu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,加上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,很可能对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国企改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
一来这有点自打脸面,刚说改革是搞活经济的唯一出路,可一试点立马就出现了严重问题,中央拿什么威信来强行推进全国改革?二来会形成连锁反应,先让人改,改完了你又去查,国务院又没有发布统一规范的改革方针,做事还能不出一点的错?秋后算账只能让地方望而生畏,打击了参与改革的积极性,从而避之不及。
也许有人会问,中央不是老大么,下了命令地方政fu敢不执行,哪里来这么多的顾虑和困难?会这样想的人要么不谙世事,要么天真可爱,共和国成立将近五十年,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来十分微妙。尤其在78年后,分税制之前,中央穷,地方富,80年代末90年代初甚至发生了中央两次向地方借债并借了不还的囧事,时任财政部长王丁坤到了每一年的全国财政会议上,都跟乞丐似的跟各省财政厅厅长要求募捐,一些厅长直接说“跟我要钱,我可没有”,更有些富裕省份的牛逼厅长直接跟部长反脸。一位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后回忆起来,还忍不住唏嘘: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,那时候做财长真可怜。”
到了93年,不仅是财长可怜,整个中央财政已经可怜到不向银行借钱就发不出工资的地步,继任财长刘束阁找主管银行的副总理陈隆起借钱,陈觉得刘的还款能力不靠谱,愣是没借给他。
其实说白了吧,一个国就是一个家,没钱的老公就没底气,没底气老婆就不听话,于是政令不行,阳奉阴违,各地成尾大不掉之势,推行改革极其困难。
93年底中央穷的快要去要饭了,人一穷就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,陈隆起带着各部司负责人从9月到12月连跑十七个省,一个接一个谈判,商量重新过日子的办法。海南是第一站,为什么选它,因为它经济底子最薄,还是那句话,没钱的人没底气啊——最好欺负!最麻烦的是岭南,敢拍着桌子吼“这样搞法影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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