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,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。第一范仲淹,第二欧阳修,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。至于朱熹等人,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,虽然重地是洛阳,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。
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,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,很让人尴尬,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。对他的印象,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。
北宋五子,邵雍还在共城种地,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,张载十岁出头,因为地处陕西边地,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,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,就连名字都还没起。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,便是理学的渊源了。当然令人尴尬的是,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,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。
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,但在宋朝远远不是,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。从王安石变法,司马光反对,思想便分为两支,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,宋人则以新旧区分。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,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。影响他们思想的,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。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,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。
宋人尊韩愈,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,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,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,学问在性命功夫。之所以尊孟,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,真正的内容,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,融合到儒家中来,后人所称援佛入儒。这也是从韩愈端,讲性情分别,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。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,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,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。
司马光和王安石,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。心性在宋朝,特别是在北宋,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。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,讲实际的政治民生,而不是袖手谈必性,讲求个人修行。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,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,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。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,以《易》和《春秋》为宗的治国理论。对自身严格要求,关心民生疾苦,道之所在,奋不顾身。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,但正因为粗疏,也就没有破绽,一些大的原则,怎么说都是对的。他留给后人的,是一种精神,这种精神激励后人。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,反而不重要。
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,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,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。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,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,李觏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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