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者新兵员过多,军队就直接失去了战斗力。一种极端的情况是“选募”,即没有基本的骨干和组织架构,临时让某个地方的兵士、义勇和壮丁自己应募,去执行战斗任务。如历史上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,临时在京师选募了一万五千人,由王中正率领赴麟府路作战,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。
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,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就变成军人了。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,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,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,用这个年代的话讲就是明部伍知约束。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,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,大致就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。
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,韩琦想了想道:“经略此话实有道理,不过,要与番贼比这些只怕本朝不占上风。据我所知,番贼之军本于部族,酋长就是大小首领,自小教习,上动一指下即知其意。而且他们兵法又酷,据说番贼用饭,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,生怕上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。而且他们日常放牧,弓马娴熟,闲时狩猎,配合又精,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原人所能比的。要跟番人比纪律整肃,奋勇敢战,非啖之以厚利,刑之以酷法不可!出京之前,朝中诸公无不如此以为,琦以为所言甚是!”
徐平看着韩琦,好一会才笑了笑:“道理不辨不明,话不跟你讲透了,看来你对军中事还是只知皮毛,将来带兵是难事。番人游牧,弓马娴熟,又如何?两阵交锋,可不只是弓马对射,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。刀枪砍刺,便如中原人挥镰刀、使锄头,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,所以善使刀枪呢?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,我们汉人种地收割,一样有薅鼓田漏,千百人一起向前,便如军阵一般,又差在哪里?我跟你说,这世间,只要锄头挥得好,泰山一样挖得倒!你讲这些,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,没有半分依据。只不过几百年来,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,一直打他们不过,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。至于番胡军法酷烈,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,不得不如此罢了。军法之严,与刑罚之酷,没有半分关联。古人说得明白,乱世才需用重典,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,这话放到军中来,便就是战时执法要严,平时还是宽恤为主。我军中讲忠恕之道,便就是涉及到军事,如训练、行军、作战,军法一定要严,而在日常,则主讲仁恕。对军事严谨,一丝不苟,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,一宽一严,一松一驰才谓之道。”
韩琦张了张嘴,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,又把嘴闭上了。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,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,让韩琦无话可说。
真正讲起来,骑射还是有优势的,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,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,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。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比,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,宋军打不过别人,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。
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,这一点成立,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,优势还更大。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民族军事文化的断层,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,再到大宋立国,按照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去想问题已经成了主流,此时的文人论兵就是从这种军事文化基础上来的,自然是南辕北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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